梁文道:
或許我可以體會德．拉．黑尼葉毅然放棄《美食年鑒》的心情。他立志當個「文人」，然而，當他跟上時代的浪潮，甚至引領潮流，要為美食正名，要替美食定錨之後，他便發現連自己都被定住了。因應市場需要，因應讀者期待，他的寫作不再自由。他不能夠借着吃喝大談革命之後的新形勢，因為人家要看的是一家館子裝潢是否得體，服務是否周到，飯菜是否可口。
那是現代餐飲業的萌芽階段，是吃喝逐漸專業的時代，他的寫作既參與了這個時代的創造，也被困在了這個時代裏面。他最後的出路就是出走，離開他手創的事業，離開他心愛的巴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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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中國的例子來看，問題會變得更加有趣。比方蘇東坡，你說他到底是個美食家、畫家、詩人、旅遊達人，還是個幹部呢？沒錯，他自然是個幹部，是個官員；而那還是個官員也能（甚至也該）舞文弄墨的時代。換到今天，如果有一個官員寫詩寫到拿下地位崇高的魯迅文學獎，恐怕就要人獎俱毀了。換了蘇軾活在今天，恐怕也很難免去「偽美食家」、「偽畫家」、「偽詩人」及「偽旅游專家」之譏。
學院對藝術書寫還有想像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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